参考文苑|耄耋之年重读简·奥斯汀

父亲过去常说,生命始于40岁。他是从沃尔特·皮特金193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得出这个民间智慧的。50年前,40岁曾经就算预期寿命的晚年,当这个数字增至60岁时,很自然,父亲感到宽慰。

皮特金的断言基于如下信念:已经带来生活水平提高的现代生活福利将赋予人们——男女一样——更多年有意义的生存,前提是他们对生活保持正确的积极态度。后面这一点,我父亲游刃有余。

在我即将步入90岁生日之际,我有充分的理由想起父亲的口头禅,承认自己的生命始于80岁,或者有可能是80岁重新开始;这是他欣然接受的年龄的两倍,很多人或许对此感到困惑。因此,容我解释一下。

多亏重读了简·奥斯汀的小说,我经历了改变我生命的精神和能量焕发。在我60多岁有点抑郁的时候,纯粹为了快乐而重读奥斯汀的文字与人物,开启了一段比较认线多岁时继续重读这些小说,于是对读书、学习与想象之间的关系愈发好奇。

在我80多岁时,我在一篇博士论文中重新评价了简·奥斯汀的小说,并接受约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读书回忆录中探究自己的性格、气质和价值观。

现在,我发现,重读、调研和反思的过程引领我步入了人生中最好的时刻。阅读传记作品,在我脑海中提出关于记忆、讲真话和艺术性的问题。在我的论文中将我自己的阅读经历编织在一起,我发现了以前从未发现的自己本身以及最亲密关系的某些方面。

一方面,盘点生命中最美好与最糟糕的时刻,我感觉恍如隔世;另一方面,我又深陷反思之中。我惊奇地意识到长期不满的情绪正在从我身边消失。我经历着一波又一波兴奋之情,而我的幸福感也超越了之前的所有认知。在撰写回忆录的同时,读书、写作和重读占满了我的每一天,赋予了它们更多含义。

从儿童时代起,我就是一个“边阅读边感想的读者”,我读着读着就融入书中,有时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常常会变得更快乐,体验过罗马诗人贺拉斯描述的文学的美妙与实用。

从一开始,我就采取螺旋式阅读方法,这是阅读理论家路易丝·罗森布拉特设计的一种概念。她把一连串的弧线想成读者将注意力从书中转移到自身的经历与记忆宝库;然后再回到书上;然后再带着更深刻的参与感继续阅读。

我是自然而然地掌握了罗森布拉特发明的这种相互作用式阅读方法,不过这也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可以鼓励年轻读者,当他们发现思考世界的新方法与自己的处境时,不妨感同身受地设想一下。这与贺拉斯再次不谋而合,他在《诗艺》中写道:当我们置身文学作品之中时,我们的所思所感会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应割裂开来。

贺拉斯的信念得到了神经科学领域当下研究的证实。在教育界,大量研究人员证实:重读不同于初读,这是终身阅读者自己发现的。

当然,值得一读再读的小说必须具备能从个人角度和文化角度产生新见解的潜质。有鉴于此,我多次重读了奥斯汀的六部小说。它们为我重新评估生活现状、与前任和现任的恋爱质量以及生活选择中事关重大的价值观,提供了多彩而复杂的角度。

在我15岁阅读《傲慢与偏见》时,我把它当一部家庭喜剧;我喜爱贝内特姐妹,因为她们生气勃勃,尽管喜欢斗嘴,但是很有趣。她们忍受妈妈的神经质,容忍爸爸的讽刺挖苦,但是并不怨恨父母。这对青春期的我很有帮助。

在我30多岁深受困扰,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矛盾,重读这部小说时,我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我重视的是亲密关系的本质,思考是否应当像加德纳太太忠告外甥女伊丽莎白那样:要让理智战胜情感;抑或,我是否能甘心接受夏洛特·卢卡斯的观点:幸福的婚姻完全靠碰运气。

到了进入90岁的年纪,我深思并用伊丽莎白·贝内特的话安慰自己,“我到现在才有了点自知之明”。

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郑国仪译自4月10日英国《卫报》网站,原题为《重读简·奥斯汀改变了我的生活,年近90的我从未如此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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