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恩格斯辩证法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围绕辩证法,一些西方学者常常得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不一致,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观点。譬如,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施米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性学者李希特海姆、莱文等。他们认为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领域,即对自然辩证法的探讨;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而不承认有自然辩证法。对这种错误观点的反驳有两条路径。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贯穿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发展全部领域、全部过程的。对此,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已是卷帙浩繁,我们不再赘述。二是恩格斯的辩证法并非局限于自然领域,而是一直都有一条清晰的社会—历史线索。相对而言,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薄弱得多。如果说恩格斯把辩证法置于自然领域是出于一种“理论分工”的需要,那么当我们把视野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具体分析其辩证法思想时,便可以知晓恩格斯不仅不与马克思对立,而且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重要贡献。倘若缺少这一视角,那么我们对恩格斯辩证法的理解是不完整、不充分的,甚至会产生重大的误解。

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分三个阶段具体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恩格斯辩证法。一是他早期的哲学、社会、经济学研究中的辩证法思想;二是他在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写的系列评论,以及关于《资本论》的书信中所蕴涵的辩证法思想;三是他在更晚期的一些作品,如《反杜林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法思想。本文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思想史的阐述,为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进一步“正名”,突出他的独献。

众所周知,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形式是从神学出发,以哲学为中介,再返回神学,它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费尔巴哈曾经对此予以彻底地揭露,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其实是神学辩证法,而不是人学辩证法。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不同,既吸收了唯物主义的方面,又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是关于现实的人的异化及其扬弃的辩证法。这些理论论争大都发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其实,就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来说,理念(观念)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辩证法的基础议题。无论是康德,还是费希特、谢林以至黑格尔,都以理念与现实的关系为思想坐标展开他们自身的辩证法理论。其区别在于: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那里,理念与现实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成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在黑格尔那里,理念与现实的关系得到了辩证统一。只不过,它们之间的统一关系是以唯心辩证法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即理念是本原,而现实仅是理念展开自身、实现自身的中介,最后的结果便是现实成为无根无据的虚无。理念以自身为根据,就是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那个作为中介而存在的“现实”。这个“现实”在黑格尔那里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而在马克思这里则是经验性的现实,即现实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正是我们在探析恩格斯早期辩证法时所要突显的东西。与马克思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发现现实的经验不同,恩格斯则是从现实的社会和经济的分析中得出了现实的经验。由此,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同制定了以现实的经验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

当把恩格斯的思想指针拨回到他早期的哲学作品《谢林论黑格尔》(1841年底)和《谢林和启示》(1841年底—1842年初)时,我们发现当时正处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阵营中的恩格斯对于“经验”是非常反对的。在《谢林论黑格尔》中,恩格斯对谢林作出了以下指责:“对启示哲学来说,这一切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当然,启示哲学属于实证哲学,属于经验方面。谢林的唯一出路就是:假定启示是事实。他也许用任何一种方法来论证这个事实,唯独不用理性的方法,因为谢林自己关上了理性论证的大门。”从中可以看出,青年黑格尔派所坚信的黑格尔的理性及其方法是占第一位的,而经验作为理性的“附庸”是不足为据的。当然,这也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独特之处。在《谢林和启示》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思想是通过其实现自身的内部力量来证明自己是可靠的。他将这种理念、思想实现自身的过程称之为“强有力的辩证法”。可以说,此时处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期的恩格斯对于现实的经验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是这反向衬托出恩格斯后来深入到现实的社会—历史当中去,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凸显“现实经验”的思想勇气和理论创见。恩格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辩证法的自我否定性。

随着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脱钩”,恩格斯逐渐认识到现实的经验与意识哲学的冲突及其不可调和性。像黑格尔那样,到底是从意识出发,还是从现实的经验出发,成为摆在恩格斯面前的一道哲学难题,也是一道实践难题。正如他早期关于社会和经济研究的作品所表明的那样,恩格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从现实的经验出发,并将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地基,从而彻底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这些早期作品主要包括他为《莱茵报》撰写的《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等5篇文章,以及为《瑞士共和主义者》杂志撰写的4篇《伦敦来信》。这些作品是恩格斯考察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成果。可以说,从现实的经验出发来把握当时英国的形势是它们最为重要的特点。可以想象,这与当时以意识哲学为统治地位的德国思辨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这些现实经验的考察,恩格斯围绕物质利益、无产者等话题展开对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从经验和可证实的或直观的事实出发,是哲学或理论的真实基础。正如他在评价曼彻斯特的瓦茨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物,有着非常出色的推理方法:“一切都从经验和可证实的或直观的事实出发……”并且,这一重要的方法是先于马克思的,并为他后来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作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入门来说,是恩格斯直接影响马克思,而不是相反。从时间顺序看,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第一次真正尝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国民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批判,这显然在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并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给予很高的评价,是德国人在国民经济学方面创作的“内容丰富而有独特性的著作”之一,对此进行了大量摘录。从具体内容看,譬如“资本—劳动”的分析框架,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报酬(工资)等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等一系列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性批判,在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能找到近乎一样的表述。更重要的是,两位革命导师使用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同样是一致的。恩格斯对英国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等进行全面考察之后,才有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他认为斯密、马尔萨斯等国民经济学家的问题在于“一切结论已经作出,各种矛盾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但是,他们仍然不去检验前提,而且还对整个体系负责”。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国民经济学必将落后于时代,如果不能从现实出发,他们只能用提高“诡辩术”来“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概括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在方法论上依赖于费尔巴哈的“实证”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剖析。

正是基于国民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恩格斯深入到英国的社会—历史的当代状况,在经验的意义上,把握到现代社会的内在机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英国工人的苦难不仅具有英国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的意义。苦难的原因就在于财产对人的统治。英国的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只有个人利益,而缺乏普遍利益,并且把个人利益上升为普遍原则。从现实的个人利益出发,又必然导致市民社会的普遍分散状态,从而为财产、物、货币对人的统治提供了社会基础。“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这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论述的物象化问题,即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或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原理是理解现代社会革命的本质性命题。不可思议的是,恩格斯在1844年1月初—2月初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已经明确表述出来了。并且,恩格斯还指出:“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相互排斥的原子……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这种基于经验的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中已经很明显了。恩格斯已经牢牢把握住了现实的经验对于理解社会—历史的重要意义和本真精神。

为了维护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合著,完成《神圣家族》。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不仅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切入现实,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且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如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等。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占篇幅不多,但关于辩证法的阐述非常集中且耳熟能详,有些经典名句甚至被误认为是马克思的,尽管他俩持相同的立场和观点。恩格斯指出:“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是费尔巴哈。”他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即精神辩证法)。同时恩格斯又认为,“人们应该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代替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这项工作正是从《神圣家族》开始的。辩证法的基础不是绝对精神和抽象思辨,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恩格斯认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紧接着就是那句被反复引用的经典名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唯物的、现实的,根植于社会—历史当中。

经过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逐渐确立了从现实的经验出发来考察社会经济状况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逐渐确立起以现实的人的活动为内容的辩证法,这两者直接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与黑格尔运用唯心辩证法构建起来的历史哲学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其中,他们对于经验的重视和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它视为“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其一,作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其二,作为历史具体内容的生产及其同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关系,应该付诸经验,而不应付诸抽象思辨。反之,往往导向神秘主义。其三,把现实的经验或感性的直观理解为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由此与抽象的经验主义相区别。只有这样,任何所谓“深奥的哲学问题”都迎刃而解,归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当然,这里所指的“深奥的哲学问题”主要是指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及其青年黑格尔派所坚守的自我意识哲学。

其实,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辩证法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按照黑格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构建起了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型,而是从现实的经验出发,使他们自身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彻底区别开来。可以说,这是恩格斯从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开始秉持的基本原则,并最终与马克思达成了方法论的一致,为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

我们不打算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具体观点展开论述,只是在上文中对它的方法论基础做历史性的说明。随着《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地位也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的重新评价,比如1871年4月13日马克思在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到:“恩格斯要我转告你,他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现在只具有历史价值,因而已经不适用于实际宣传。相反,你应从《资本论》中选登较长的片段……”显然,《德法年鉴》上的这篇文章即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具体内容和形式来说,这篇文章确实仅具有历史价值了。但是恩格斯所秉持的方法论却并没有改变。而且随着马克思把辩证法第一次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深了一步。

我们想表明的是:在马克思把辩证法第一次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恩格斯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毫无作为,或者仅是附属于马克思。在我们看来,恩格斯在这个阶段也作出了自己的独献,即在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评论,以及就《资本论》的写作与马克思的往来书信中,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特点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特别是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评论中,恩格斯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在使辩证法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效应。

一是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简单形态上所建立起来的辩证法这种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其基础是新唯物主义,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也是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里所谓的“唯一正确”也就是指新唯物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的颠倒。也就是说,虽然黑格尔确立辩证法的一般形式,但是由于其唯心主义的基础,而使得它的整个呈现方式是错误的,即思想的发展形式与历史发展过程是错位的,甚至是颠倒的,思想的发展形式被视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与向导。恩格斯特别强调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就是要指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形式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自己曾经也明确说明过他的方法的特点就在于,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是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之后才建立起了自己的方法。毋庸置疑,这一点完全贯穿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过程。没有这个新唯物主义作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不可能建立起来,这是恩格斯所要强调的地方。

二是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必须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从思维方式看,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思想运动的历史为基础的,因而让人感觉到其巨大历史感的触动,但是这种思想发展形式与历史本身的发展形式是颠倒的,头脚倒置的。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以逻辑为基础的,而非以历史为基础。这个改造工作是由马克思承担的。“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这一辩证方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和前提。恩格斯在这里对它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认为逻辑的方式无非就是历史的方式,思想发展的形式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在这里,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本身是本原性的,思想发展形式的修正以它为基础。

三是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由此确立起来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实践效应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质的批判中。由现象深入到本质,这是辩证法的基本实践效应。恩格斯指出:“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与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即物象化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能够洞穿这种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武器。通过辩证法,建立起思想发展形式与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致性。

另外,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地与恩格斯通过信件交流观点,恩格斯也毫无保留的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就包括恩格斯对《资本论》辩证法的理解。譬如,在1867年6月1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建议《资本论》第一卷中通过辩证法获得的价值形式理论,可以从历史上再稍微详细的加以证实,并且可以用历史对其进行检验。可见,恩格斯不仅深知《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内在原理,而且认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一内在原理,即《资本论》的辩证法。恩格斯十分重视现实历史之于辩证法的基础地位,或者说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作为把握马克思辩证法这种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要义已然深入恩格斯的思想当中。恩格斯认为,在理解《资本论》第一卷时,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从一开始介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认识就保持了与马克思相同的水准,甚至可以说,恩格斯也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参与者。

恩格斯对《资本论》辩证法的理解,还体现在他对《资本论》第一卷所做的系列书评中。首先,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因为科学地运用了辩证法,不仅在研究方法中,而且在整部书的论述中都巧妙地应用了辩证法,其结果是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本质,“我们首先举出全书整个巧妙的辩证的结构,举出在商品的概念中货币如何已经作为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被表述出来,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其次,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资本论》第一卷科学性的方法论保证。“作者在那里用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关系。”这里的“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的方法”就是马克思考察现代经济关系的方法即辩证法,是在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确立起来的方法。它的基础是新唯物主义,采取了自然历史的发展形式,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再次,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为核心,深入到资本主义批判的本质。最后,恩格斯强调历史是检验这种辩证法的试金石。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原理,同时呈现马克思辩证法这种思想形式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上述所言,我们从三个方面重点论述了恩格斯在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理论贡献。除此之外,在为《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9篇书评和与马克思就《资本论》的写作进行的通信中,恩格斯也相应地表达了他对辩证法的基本理解。总的来说,恩格斯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表明,马克思的辩证法即在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形式,实际上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并且通过这种统一,马克思在建构起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门科学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现代批判。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建构是与它的对象统一的。只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触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实现对它的批判。恩格斯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对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的揭示必须借助辩证法来完成。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逐步地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与对象科学地结合了起来。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辩证法的本性界定为批判的和革命的根本要义。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分“对象和方法”中作了较为系统的阐发,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与对象的统一理论,并使其通俗化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

在恩格斯看来,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的,不是精神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是现实经验,这一点自他早期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以来就是一直秉持的。这种现实的经验是特殊性的、历史性的表达,是一种特殊逻辑和历史逻辑。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关于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也是关于普遍规律的科学,不过,要得出一般的和普遍的规律,必须以特殊性的研究为前提。这种研究方法已然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普遍性并非从普遍自身得来,而是来自具体和特殊。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是思维的任务。恩格斯从上述特殊性和普遍性两个方面阐发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将辩证方法与其对象结合起来的科学性。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对象的统一还体现在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辩证关系之中。恩格斯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两者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并通俗的将其称为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关于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中进行了详细阐述,恩格斯在此并没有给予过多的探讨。在此,他把重点放在了对分配的论述上。他认为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是随着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特定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相伴相生的,不能抽象的谈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特定的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关系中,恩格斯分析出了特定的社会矛盾,即每个历史时期由于分配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关系。“社会分为享有特权的和受歧视的阶级,剥削的和被剥削的阶级,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与此同时,恩格斯进一步认为分配关系也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和交换。“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社会—历史就在特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冲突中演进。历史世代的交替演变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基础在这里得到了明确阐释,可以说这是完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和对象统一的必然结果。

除此之外,恩格斯还深刻地把握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旨趣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并进而引导出对它的革命性的行动。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应用辩证法的必然结果和现实表现。他从两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做了辩证的阐发,即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形式对封建形式否定的积极意义,要在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意义上来把握它;另一方面也要从自身的否定性去理解它,“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上述认识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对辩证法的理解,他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由此可见,恩格斯使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这一洞见更加具体化和通俗化。这是恩格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和对象结合起来的实践效应。这一实践效应必然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因为它不再能够驾驭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它将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从社会形态来讲,这就是社会。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与对象统一,运用于对杜林经济学的批判上。杜林认为,马克思把“重建个人所有制”视为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将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因为这种所有制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在他看来简直无法理解。恩格斯说,这只是杜林的“混沌世界”罢了,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即对否定之否定的理解,所以更无法理解马克思将这种辩证法运用在其对象即生产关系上。在恩格斯看来,所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这就是“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所有制的基本内涵。由于杜林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更不懂马克思的辩证法,所以始终无法理解。总的来说,重建个人所有制一方面是基于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而形成的,即是在激活资本的文明面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它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的否定,所以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来说,这种所有制是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其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一部分重新投入再生产,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个人即联合体成员消费。在这里,个体的劳动是作为社会劳动来使用的,而社会产品的生活资料部分是作为个人消费品来分配的。由此,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对象的有机统一做了准确阐释,维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辩证法与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

在根本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应用的方法即辩证法只有与其对象结合起来时,才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和革命的方法。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写作达成了这一理论目标,并试图在实践中使它落地生根。恩格斯虽然并没有在这一点上能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是他为此作出的阐释和通俗化工作也足以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观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他的辩证法思想绝不仅仅局限于自然领域。首先,在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贡献非常大,特别是他对现实经验的重视,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其次,恩格斯对马克思辩证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认识和阐释,为我们真切而深入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方法提供了思想指南。再次,恩格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现代性把握,为我们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与对象统一的当代价值找到了一把钥匙。恩格斯对辩证法思想的这些独特而重大的贡献表明:一方面,在现实基础、基本形式、实践旨趣方面,恩格斯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够准确把握它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区别。显然,这将有助于澄清对恩格斯辩证法的曲解和误解,也是对“矮化”恩格斯辩证法、制造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对立的有力回应。(参考文献、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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